[论坛]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生网络论坛（第二期）：发展研究及实践的方法及其反思

第二期：发展研究及实践的方法及其反思
主持人：毛绵逵

   （资料来源：发展研究博客及三农中国，下同）

    资本主义诞生伊始，政策制定者们就开始探讨市场和国家的角色。早期的资本主义的奠基者们把经济学看成是一门实践的政策科学，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发展经济学的出现和发展使经济学的政策性角色更加重要。而对制度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研究的兴趣是最近才兴起的，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们承认（一般是消极的）社会制度（例如社会文化）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是仅此并没有触及到制度的核心。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有一场或明或暗地辩论，辩论的主题就是市场和国家的作用，目前基本达成的新共识是：简单地“市场-国家”二分法阻碍了我们对经济发展过程的理解，而不是促进了这一理解。尽管最近制度经济学（特别表现在所谓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理论扩展了我们在上述领域的理解，但是对制度角色理论仍然有很多的困惑和矛盾之处，这突出表现在市场和国家的关系中。
    在这样地背景下，作者开始了自己的研究，本章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讨论发展经济学中仍然存在争议的部分的历史和理论背景。第二部分是讨论国家干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演进；第三部分对当今占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关于市场和国家的观点进行批判地阅读，第四部分自足于第三部分，提出自己的一个理论框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市场、国家和制度以及他们之间关系的理解。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的经典故事一般是这样表述的：资本主义兴起的时候，鼓励贸易实行了自由的经济政策，鼓励进口出口，国家很少干预市场，这种情况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更加实行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而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进行了国家的干预，结果，英国凭借其自由的经济政策和国内的农业变革推动了技术的创新和经济的发展，而其他国家却落后了，于是其他国家开始效法英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干预越来越强，一直到WTO的建立后，才重新倡导贸易的自由化。
    作者认为，在这个故事中有三点值得讨论的地方：第一、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英美等所谓自由市场的国家并不是不倡导干预的国家，甚至不是干预最少的国家，与法国、德国和日本相比，他们的国家干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他们的出口关税以及他们对出口的补贴。这些尚不是主要的，另外令人瞠目结舌地是他们在获得技术的创新上的不择手段，比如派遣技术间谍，收买技术先进国家的官员，当然还有正式的国外学习。第二、作者认为，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家干预政策并不如自由主义者所言是什么“理论的失败”（政治的操纵），恰恰是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的全面失败。第三：作者详细考察了经济发展的阶段，发现干预政策实施的阶段比自由主义政策的黄金时代经济发展要更快更好。

    正如毛绵逵坛主所说，我们要把发展实践的方法和发展研究的方法分开来看，发展实践的方法自有实践方面的考虑，比如没有参与式方法就申请不到项目，拿不到钱。而我们要搞研究，起码要毕业论文通过的话，就得想一想我们做论文的方法是什么？听说本次答辩请来了很多的国内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人类学的大腕，那么在这些人面前，我们的论文要通过采取什么样的研究方法，这是我们最实在的考虑啊，尤其对于在职的博士生来说！
    李院长在给我们的回应中明确地指出：“没有方法，毕业论文休想通过”，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因为“没有发展问题”的可能性是没有的，我们在前一阶段也讨论过了，而且老师们也没有在发展是什么的问题上达成共识。所以，我们研究的问题只要有农民主体意识可能都能称得上是发展问题。至于大量的参考文献，也是可以打折的，一本书看个前言结尾也是看，看个五六遍也是看，没有个标准，只需列一些放在后面拉大旗作虎皮即可。至于理论，都是人为构建的，如果大家愿意，完全可以用自己理解得理论去指导自己的研究，只要言之成理，（不是吗？理性人假设这样的偏狭理论竟能够成为主流经济学学科的基石，实在是对所谓的理论叹为观止！我们为什么不能构建一个非理性人理论？）但是研究方法是个硬性的问题，而且完全是可以衡量的一个硬性指标，因为方法相对于理论和参考文献来说是实在的，大致有个明确地路径可循的，如果有谁说我自己创造了一个方法，叫做：喝酒划拳调查法，酒桌上就能解决研究问题。别人一定说你是瞎说。因为方法是摆在那里的，大家（尤其是答辩老师）比较有个共识的。所以我们得慎重对待！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发展研究的方法太多（不是太少）。不好选方法，叶老师在上课伊始就让我们综述七大学科的方法，可见也是想集百家之长，按一位上期发言人说的，发展研究的方法可以定义为综合的方法。所以我们在做毕业论文时就得小心了，为什么不选参与式方法？对，参与式方法是发展实践的一个主流的方法，对于它的优劣与否，适合国情与否，我先暂不讨论，因为不太懂。但是记得一位老师提及过：用参与式方法也行，只是别的人不好懂，尤其是那些其他学科的大腕们，我们用了这个方法，他们就只能站在旁边嘬牙花子了，好家伙，这个方法好，可惜没有听说过，怎么评呢，是个问题？那么只好再让我们院的老师给他们培训培训参与式了。可见也不现实，第一、他们不付费，第二、他们没有时间。
    所以大致来讲，我们要想这个方法的问题，还得让他们能懂，能识货。这样的方法是很多的，比如说用问卷测量农民的资本，然后运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去做，这个就很清晰，再比如，我们做个经济模型，研究研究草场管理过程中的人们行为问题。或者干脆广发问卷，精致调研，运用ＳＰＳＳ进行二元回归，多元回归，因子分析等做出社会理论模型，只要精致就没有过不去的，或者我们讲故事，采用事件—过程分析，也很有意思，总之方法多多，大家可以各取所需。
    就发展研究的主题来讲，没有什么最好的方法，只有和你的研究问题最适合的研究方法。你选择什么研究问题，就要想最方便得出结论，最能得出好的结论的方法，这个就看大家研究的什么问题了。所以，说到底，方法还是为了研究主题服务的，千万不要被方法牵着鼻子跑了。而什么是研究主题，又要牵涉到我们对发展问题是怎么理解的了。

    关于发展问题的思考，有发展社会学 、发展政治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学科的努力，尽管在法学界也有人尝试着提出发展法（理）学，但是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尤其在中国的法学领域，谈发展问题的文献相对较少，倒是谈法律自身发展的文献颇为壮观，而且差不多形成了两大范式，即法律发展的现代化范式和本土化范式。言归正传，关于法学视野内的“发展问题”，只是近年来才有国内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但基本上都是承接着国外的研究和实践来说的，很少有针对中国发展问题的现实性的理论或实践的推进，故本文此次梳理的法学视野中的“发展问题”也并非专门针对中国而言的。
    在论坛上看到你们农大提出创建发展学的雄心，我是拭目以待阿。下面我首先交代一下法学领域中有关发展的概念：基本上分为两种态度，一是对发展持肯定态度，认为发展就是一个进步的变化过程；一是否定进步的发展观，认为所谓的发展仅仅是一种变化而已；但是在法学领域中有关发展问题的研究与实践中，第一种发展观即把发展视为一种进步的变化过程基本上占据了主导地位。法学视野中的发展问题研究也是分两种进路：一是实然的经验进路，这是以美国的法律与发展运动为代表；一是应然的规范进路，这是以发展权运动为代表。
    美国的法律与发展运动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于60年代达到高潮（其时政治发展元运动已经开始衰落），在70代衰落下去。该运动主要是由美国政府、国际组织、私人基金会等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的援助，（此外，法国、英国、比利时也对他们的前殖民地进行了类似的法律援助项目但是在影响上都不如美国，而且发端于美国的法律与发展运动也是与一定的学术传统相联系的，即现代化理论，体现在法律上就是法律的现代化）。该运动的主要集中在法律教育领域，从教育的内容看主要是传播美国的法律模式，包括方法模式，即案例教学法法律教育的特殊模式；职业模式，即作为实用的解决问题者和社会工程师的律师模式；法学模式，即反形式主义的工具主义法律观。把法律工具主义观和该运动背后所依托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结合起来也就可以看出该运动的目标了：即法律是变革社会的重要工具，法律的变革对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法律的现代化就是就是是不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基本上类似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的法律制度，最终通过法律的作用更快的达致经济（和政治）上的发展（也就是通过法治的自由主义模式来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进入七十年代，法律与发展运动开始遭到越来越多的批判，走向衰退，参加该运动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反思，（当然这种衰退是基于多种原因的，如法律与发展所依托的现代化理论遭到批判、越战的影响和美国自身的法律危机、法律运动被看作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等）。就这样法律与发展运动经过一阵喧闹，暂时偃旗息鼓了。但是美国政府和学者通过这次运动也吸取了不少教训，美国政府开始关注自身存在的(法律)发展不平衡问题，美国学者也打破了“法律帝国主义”的迷梦。不过这也为以后法律与发展运动的卷土重来埋下了伏笔。
    20世纪90年代苏东转型，迈向市场经济，于是法律改革重新提上日程。1996在美国国际法年会上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兼法律部主任沙塔赫说，现在的法律改革就是新的法律与发展运动，只是应该吸取60年代法律与发展运动的教训，于是他把学者们的反思作为包装当作教训提了出来，即法律改革的目的不应从外部强加给改革的国家和人民，而应该让改革国家的政府和人的自由选择适应他们生活的法律制度；而且法律的概念也不应仅限于国家颁布的现代法，而应该注意改革国家的传统和习惯；此外还反思了早期法律与发展运动的价值预设，即法律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中并不是中性的，而应该评价、分析法律中所包含的其他价值，从而做出选择；这样就否定了西方中心论的普遍主义模式，引入了多元主义的观点。最后沙塔赫还多法律改革的方法也不能仅限于法律的，而因该综合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尤其要注重经验的研究。然而，在真正的法律改革过程中，仍和60年代的一样，法律知识作为经济改革的附属品，即建立与市场化、私有化和贸易与金融自由化的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制度。无怪乎当年法律与发展运动大本营的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的教授Joseph R. Thome称当前所谓的“新法律与发展运动”是“法律帝国主义”的继续。而且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当前新的“新法律与发展运动”更多的是由经济学家设计推动的，很少有法学家的参与，这一点似乎比之60年代是个倒退。
    而发展权运动的兴起则可以说依附理论和发展主义为之作了理论铺垫。发展权的主要倡导者是第三世界国家，而依附理论和发展主义则使人们认识到发展权不仅局限于法律原则，还是建立在多种观念的基础上，即包括道德义务、过去殖民恶性的补偿、国际合作观念和低度发展是西方国家发展的副产品的观念等。在现实斗争中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运动则取得如下的胜利：1965年关贸总协定增加了“贸易与发展”的第四部分，体现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要求；1986年联合国大会以美国一票弃权的绝大多数票通过了《发展权宣言》；1993年维也纳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又有新的人权共识，大会指出“发展权作为‘发展权宣言’的基础，作为一种普遍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和重要人权的一部分”得到了确认，美国此时也开始支持该宣言。
    那么发展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权利呢？据《发展权宣言》的文本可以看出，（第一条）“发展权是一种不可剥夺的人权，据此每个人（every human person）和所有族群（all peoples）都有参与，贡献，分享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的资格，以此使所有人的权利和重要的自由能够得到充分实现。”由此可以看出发展的主体是个人或其他人的集合（如国家、民族、种族等），发展的内容则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发展的方式则有参与、贡献和分享（这几种发展方式包括了不同发展主体的消极人权和积极人权的发展方式），发展的目的则是使所有人的权利和重要的自由能够得到充分实现 。
    比较法学领域内两种不同的关于发展问题进路可以看出，第一种法律与发展运动所理解的发展较为狭隘，主要是指经济的发展，尽管有提到了法律的发展，但是法律的独立性在此被取消了，仅仅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简单的工具了，而且法律现代化理论的价值预设也阻碍了法律与发展问题在该运动中的进一步展开。法律与发展运动中的法律观也是为主流法学理论界所不取的，尽管在该运动参与该运动的法学者大多采取的也是一种定性研究为主的方法。经过这次运动后热心于法律与发展的学者们基本上放弃了大规模的法律变革促进发展的愿望（这也是当前所谓的“新法律与发展运动”中很少有法学家参与的缘故），他们开始注重研究法律与社会发展之间逐步的互动、研究法律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的细微的关系，方法也有定性研究转向了定量研究，当然此时他们的法社会学传统也就更加明显的凸现了出来（作为法与社会运动大本营的威斯康星大学法学院的学者们更是一如既往的坚持他们的法社会学的研究传统，研究“行动之法”与“书面之法”的断裂与互动）。第二种发展权运动中所理解的发展较为全面，其进路也是符合传统法学的研究进路的，但是目前也存在很大的问题。首先是关于发展权的实在性问题，目前的发展权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广义国际法上的权利，只有把发展权转化为国内法的规定才能切实的保障发展权（在严格意义上的规范法学中甚至不承认这样的发展权是一种权利）。其次关于发展权的主体问题，发展权宣言主要强调的是作为个人的发展（这也是与西方提倡的公民权利相符的），而发展中国家在行动上更多的强调的则是作为一项集体人权的国家或民族的发展权（在我国也强调发展权是作为一项集体权利的人权）。
    从上述的梳理中不难看出，尽管法学中的发展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法学的视野中所谓的发展问题就是“以权利看待发展”（从森的书名中受到的启发）。发展的主体是所有的人，并不是说主要是不发达地区的人的发展，只是出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的发展环境不同罢了。发展的内容则是发展人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权利，发展的方式则可以采取多种途径，但是应该是在尊重发展主体权利的前提进行。发展的目的就是要使所有人的权利和重要的自由能够得到充分实现。我认为法学中的发展研究与实践和你们所进行的发展研究与实践并不是相冲突两种模式，二者的隔膜更多的是由于使用两套不同的话语体系造成的，相反二者存在很多互通之处。在法学中规范法学的发展（权）研究，指出了普遍意义上的发展问题，是以你们研究具体的发展及其实践可以以发展权作为出发点之一，而你们的进行的发展实践和努力正式在实现发展权的多种方式中和达到发展目的的多种手段中了一容纳的，在这方面法学领域中社会学法学的研究进路与你们的研究和实践或许具有更多的共同话语。至于法学视野中现存的两种研究发展的方法是什么？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冲突？这就是我接下来参与讨论的发言所要涉及的问题了。

Abraham: Participatory, just like a baby in China
毕胜：“NPO/NGO只是一个符号，自己去做事情就可以了，没必要考虑太多”。
小平：社会主义在中国仍处初级阶段…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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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三曾经有段时间，一直想弄明白“发展”到底是怎样一门学科？为此，在“You&Me”的第三期读书沙龙上，还专门策划了“发展研究与实践的方法论探讨”的沙龙主题，此前，自己也专门写了“我对发展研究与实践方法论的一些个人思考”。如今想来，对于诸如“发展”这些正在发展中的事物，我们有时候很难给它下定论，但是，由于对这些事物的认知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某些人的人生及实践，因此，我们有必要就这些发展中的事物达成一些共识，同时，在这些共识框架下，我们只管去做就行了，不用考虑太多，这便是有名的“不争论”论。基于以上认识，我把这几年对“发展”思考或学习总结的一些初步的结论性观点简列如下：    发展是一门行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强调研究与实践密切结合，并以其“实践”特征区别其他学科。这一基本特征决定了发展学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是：发展学的研究者是“思想而行动的人”；发展学有很强的价值预设；发展学在方法论上不只强调“认知”，还强调“实践”和“沟通理解”[1]。    
    发展学包括很强的价值预设，这种价值预设就社会的发展方向而言是一种社会选择（苟天来）。由于发展学具有很强的行动性特点，其发展研究和干预必然受到某些社会选择倾向（诸如公平、自由等人类的价值观共识）的影响，因此，发展学不是单纯的“价值无涉”的中立学科，其作为某种意义上的社会工程学，必然涉及“价值有涉”部分，甚至是有很强的价值预设。发展学有很强的价值预设的突出表现之一是发展干预强调target，强调对目标群体的瞄准；其项目操作中的一套诸如逻辑框架、需求评估、监测评估等具体管理工具的运用都是为了最终更有效地实现发展干预的目标。发展具有很强的价值预设还突出表现在对“参与”理念的强调，因为参与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既有资源进行再分配，最近的一个发展研究主题热点“分权”就是这方面的体现；而这“参与”理念背后的价值预设之一便是“公平”。    
    发展是一门相对独立的交叉性综合学科（参见《参与式发展概论》，2001：p40图“多学科交叉”）。对这话的理解是：首先，发展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关系密切。其次，发展学虽然是一门交叉性综合学科，但并不是“四不像”，也不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而是具有其发展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特点的一门学科。具体地说，发展学的基本研究特征之一是以问题为导向（这与孙立平所说的“实践社会学”有类似之处），并认为不同学科的本质是其研究视角的不同，但在研究领域及研究对象上往往是交叉或相通的，因此，发展学在其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的可取部分，甚至可以这么认为，发展学的理论和方法基础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其他学科基础上的，发展研究并没有自己完整的一套方法论体系，因此，发展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密切，发展研究与实践需要所有相关学科的支撑。只是，发展学与其他学科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以问题为导向，不只是研究问题，还直接尝试解决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意味着，不管黑猫白猫，只要有利于解释或解决问题的各学科方法都可以为我所用；以问题为导向，但不是以所有问题为导向，而是就某些特定的发展主题展开行动性强的发展研究和干预。这就像库恩所说的“范式”，或者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发展学科在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上也有类似的倾向。一般认为，“学科间的交叉点往往是发展研究中推崇的部分”，即“参与式发展的研究与实践方法论主要适用于以社会系统为基础所开展的研究活动；特别适用于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内涵的多种类型的研究”（李小云，《参与式发展概论》，p41）；而在研究方法上，诸如：如“参与式”“以社区为基础”“以行动者为导向”“行动研究”等是被发展学所倡导和运用较多的。发展学是研究发展规律和干预发展规律的科学。因此发展学的研究对象可简单划分为经验对象和理论对象两部分，前者是从发展实践角度而言的发展实践系统，后者是从发展研究角度而言的理论和规律对象系统。由发展学核心课程设置可明显分为“理论”和“实践”两列队伍的特点也可以看出以上这一学科特点；同时，鉴于发展干预的主要工具是“政策”和“项目”，因此，发展研究和发展实践的相关学科训练往往也是围绕这两个领域进行的。尽管发展学根据其学科特点有这种相对合理的学科设置，但个人认为，这仍然不够，发展学还应区分“发展研究”和“发展实践”两大专业方向。对这两个方向的区别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任何学科方向都是由人去从事的，而这两个学科方向对人的个性和能力方面的要求是有较大差别的。一般而言，“发展研究”的研究者更侧重理论分析的能力培养，这类人相对较内向，喜欢稳定；而“发展实践”的研究者更侧重管理方面的能力培养，这类人相对外向，喜欢闯荡。然而，目前的发展学科设置和对发展人的培养方向上往往忽视了这一点，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还会影响到发展学科的进一步长远发展。由于发展学重视行动性、技能性，因此在学术规范方面可能有不足，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一方面，如前面所说的，必须积极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的特点，另一方面，就是重视“发展研究”这一方向的培养和训练。从目前我们学院的实际情况看，“发展研究”相对滞后于“发展实践（管理）”，从而“发展实践（管理）”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往往也受到诸多理论上的瓶颈制约。    
    最后是几点关于“参与（式）”的认识。首先，个人认为，“参与”主要是一种理念（logos，有些类似原则principle），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理论(theory)、方法(method)或抽象的工具(tool)。“参与式”可以理解为“发展人”就其干预策略达成的“共识”（common sense，consensus）之一，若从不严格的意义上说，也可以成为发展领域的“范式”(paradigm)之一。因此“参与式”可以概括发展领域一些方法和工具的特征，但“参与式”还称不上是具体的方法与工具。发展领域经常提到的PRA是一套工具，但其实质为一种态度，这些态度可以归为“参与”理念。其次，“参与”本身不是最终目的（an end），但它作为可以实现最终目的的有力途径（approach），可以看作一个手段（means）式的目标。这与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对“自由”的定位有些共性，也有不同：共性在于“自由”如“参与”类似，是作为可以实现某些最终目的的有力途径；不同在于，如果把“目的”和“手段”看作一个连续统，“自由”显然比“参与”更靠近“目的”一端。因此，“参与”有时候可以看作是某种程度的“目标”，但若不能看到“参与”背后那个更靠近“目的”的“目标”或“最终目标”，就有可能犯“本末倒置”的原则性错误——这一点可能是目前“参与（式）”在中国实践中往往出现某种“异化”现象（如“话语霸权”，就“参与”而“参与”导致的“参与疲劳”等）背后的深刻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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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论：　　
    一些人认为，“发展”目前还不能称为一门学科，它没有如物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之类的成熟的方法论体系；但这部分人不能否认，“发展”确实具有其特有的学科特色。一些人认为，我们所谓的“发展学”与国外的“发展研究”和“发展实践”在研究领域上有很大的不同；这其实是很正常的，每一个学科的发展都有其特定的时空背景，而且“发展”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不可能从一开始便在全球规范划一。梅珠2007.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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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发秀萍师姐的发言

刘洋、小毛：
    读到你们的邮件，首先是感动，有位老师曾对我说农大是你的母校你随时都可以回来；感动之余是惭愧，从进入农大人发学院到走出校门，三年的研究生学习，我还是没有弄清楚发展的本质是什么，所以迟迟也没有回应。没有弄懂的我更不敢面对我的硕士导师，因此，更要求自己在发展论坛的学术表达都经过仔细思考。这封信仅示我对论坛的支持、对你们邀请我参与论坛的感谢吧。
    另外，建议每期主题下有若干分议题，这样好有针对性地辩论！祝论坛越办越好！

转发奉公老师的回应

    这个论坛是个很好的创意和形式。
    第一期论坛怎么就结束了呢？我感觉才刚刚开始呢。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能还太早太早啊。
    建议前面已经开辟的论坛主题，不要到期结束，与新开主题并行运作，有兴趣者可以针对该问题继续开展讨论。
                          
                                   奉公    2007儿童节